《中国集邮报》2001年6月22日头版报道的《万维生说“全面胜利”与“一片红”无关》文称：“ 2001年5月31日，万维生在中国邮票博物馆召开的《中国集邮史》（第七卷）书稿终审会议上语惊四座：未发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邮票与《全国山河一片红》邮票无关，真正的《全国山河一片红》邮票第一图稿由他本人收藏，没有亮相过。

该文还写道“万维生还告诉记者，许多集邮者的研究都是在错误的前提下进行的，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邮票是《全国山河一片红》邮票的第一稿。实际背景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邮票是计划于1968年10月1日发行的党的“九大”邮票，由他、邵柏林和尹定邦设计，由于种种原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邮票没有发行，但它和《全国山河一片红》邮票‘风马牛不相及’的。 万维生透露，《全国山河一片红》邮票第一稿图案为扛着领袖像游行的工农兵群众，并没有后来引起争议的中国地图。”

　　这篇报道非同小可，无异于在文革票研究领域投下了一颗重磅炸弹。而且涉及的事件不但是文革邮票史将改写，而且文革史与中共党史也将改写（例如牵缠了有关“九大”召开和筹备的时间）。由于万维生是第一当事人，人证、物证齐全，加上他记忆良好，近年在《上海集邮》连载的《万维生回忆录》清晰地记录了他1957年开始设计《农业合作化》特种邮票以来几十年邮票设计的生涯，引起了邮迷读者广泛的关注与极大的兴趣。

2003年2月15日，万维生在他的故乡——福建闽南重镇、文化古城泉州公开了《全国山河一片红》的三幅图稿，最有看点的无疑就是所谓的“第一稿”了，据称中国邮票博物馆的馆长为此专门赶到了泉州。新华社、中新社等以及许多大报都报道了这三幅画稿的来龙去脉，一时沸沸扬扬。其中自然是《中国集邮报》最为详细和地道，在题为《〈全国山河一片红〉第一图稿首次公开亮相》的报道里，记者回顾了万维生2001年的“语惊四座”，继而写道：“据万维生回忆，1967年下半年‘文化大革命’进入高潮，许多省市先后进入革命大联合阶段，陆续成立革命委员会。邮票发行局就位于东长安街边，整天目睹各种各样的队伍游行报喜，敲锣打鼓，高举各种旗帜、标语和宣传画，攘攘而行。所以，当邮票发行局的军代表把设计‘全国山河一片红’的任务交给万维生时，他首先想到的便是东长安街上工农兵游行队伍报喜的场面。

　　记者还写道“《全国山河一片红》第一图稿的内容是满腔热情的工农兵和红卫兵队伍，高举着‘革命委员会’的木牌，手擎着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本，在毛主席光辉形象的指引下，一路高歌。但万维生创作的这一张《全国山河一片红》邮票第一图稿不久被退回了，军代表传达上级的意见，要求重新构图，突出‘全国山河一片红’的主题。按照上级的修改意见，万维生把邮票图案的上部画成了红色的“全国地图”，下部则基本保持第一图稿原貌。不过，因为《全国山河一片红》邮票各部门都等得焦急，尤其是印刷厂方面，当时发行局的军代表认为修改后的第二图稿（即“大一片红”）较有把握，故把第二图稿先拿到北京邮票厂照相制版，打出印样送审。几天后，军代表传达中央首长对《全国山河一片红》邮票第二图稿的意见———‘贪大求全’，批评邮票图案过大，内容过杂。经万维生与军代表商量后，将画面删繁就简，票幅缩小，之后将修改后的第三画稿交上，终获通过，印成30×40mm竖型的“小一片红”邮票 ”

　　报道最后写道：“时至羊年元宵佳节，万维生情萦故土，慨然把自己耗费心血创作的邮票图稿及邮票精品展于万维生邮票艺术馆内，永久性地捐赠给故乡，为《全国山河一片红》这一枚极具传奇色彩的邮票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这样围绕着“一片红”前后就有四枚邮票或邮票画稿，为了便于下面的表述，我姑且将它们简称如下：1、《全面胜利》（传统说法的“一片红”第一稿、已印好，未发行）、2、《举牌游行图》（万维生自称“一片红”第一图稿，未采用）、3、《大一片红》（打出四枚印样，未印刷）、4、《小一片红》（已印好，未正式发行）。

　　一、《全面胜利》与《大一片红》水乳交融

　　万维生在泉州画出的这个句号真的圆满了吗？作为37年来一直密切关注文革邮票并保留有37年来几乎所有关于文革邮票的剪报资料、15年来写过大量文革票研究文章的笔者，深感万维生围绕着“第一稿”的说法疑点很多，不少与史实明显不符。不难看出，因为要让新发现的《举牌游行图》成为“一片红”第一稿的说法成立，首先就必须否定《全面胜利》是《一片红》第一稿的传统说法。于是就有了万维生《全面胜利》与《一片红》“风马牛不相及”的说法，但这样的说法显然与史实相违背。笔者认为《全面胜利》与《大小一片红》的关系水乳交融，理由有四：

　　1、“全面胜利万岁”和“一片红”的口号是相互依存的。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1966年5月16日至1968年9月4日，并没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万岁”的正式口号而只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的口号。继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成立革命委员会之后，西藏和新疆同时在1968年9月5日成立革命委员会，至此祖国大陆所有的省、市、自治区一级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这就是所谓的“全国山河一片红”。《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在9月7日联合发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万岁———热烈欢呼全国（除台湾省外）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全部成立》的社论，第一次在口号与欢呼中正式使用了这个“全面”。“全面胜利”指的就是“一片红”。而“一片红”就是“全面胜利”，两个概念近乎同义词，是相辅相成的，是相互依存的，都是建立在全国省级革委会“全部成立”的基础上的。

　　2、《全面胜利》邮票与“九大”风马牛不相及

　　万维生指出，他主要参与设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万岁》邮票原定1968年10月1日发行，是党的“九大”邮票，与“一片红”风马牛不相及。这就改变了党的“九大”没有发行邮票的传统说法。但过来人或对文革史稍有关注的人都清楚，党的“九大”是1969年4月召开的，怎么有可能提前半年发行纪念邮票？而文革票在《全面胜利》前的“文13”已经出现了邮票设计印刷“先斩后奏”的极度无序和混乱的阶段，该套邮票是工人自作主张自行争分夺秒设计印刷发行的。因此提前半年就设计印刷好“九大”邮票显然与当时的情况不符。

3、新闻说明《全面胜利》是为纪念“一片红”而设计发行的

　　事实上1968年9月8日的《人民日报》第一版刊出了新华社记者采写的题为《盛大的节日，巨大的鼓舞》长篇报道，已经抢前披露了《全面胜利》的邮票设计情况，其中写道：“为了永远纪念这个伟大的节日，北京邮票厂的工人和邮电部邮票发行局的设计人员连夜奋战，设计出大型彩色纪念邮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邮票画面呈现出全国亿万革命群众欢呼全国山河一片红的喜气景象；显示出全国工人阶级、亿万革命人民群众紧紧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统帅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周围，为胜利完成斗、批、改的伟大历史任务而阔步前进的豪迈气魄和坚定决心。”笔者保留有当时报纸的剪报资料。从文字介绍来看，与后来已经印好而未正式发行的《全面胜利》邮票图样无异，文中所指的“邮电部邮票发行局的设计人员”指的应该就是万维生、邵柏林等人。

　　4、文件说明《全面胜利》与“一片红”概念等同

　　1968年9月24日邮电部军管会以（68）革生字第6号文件下发《关于发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和〈毛主席给日本工人朋友的重要题词〉邮票的通知》，其中有如下的文字：“为了纪念这个大喜的事件，纪念这个具有世界革命意义的事件，订于1968年10月1日国庆节发行一套全国一片红，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纪念邮票。”该文件再一次说明了“全面胜利”与“一片红”的概念等同关系，而与“九大”无关。

　　二、《全面胜利》、《大一片红》、《小一片红》三图血脉相连

　　从《中国集邮报》2001年6月22日头版刊发的《全面胜利》、《大一片红》和《小一片红》等三枚邮票的图样的艺术思路、构图风格乃至基本模式来看，我们可以对三者的血脉相连的关系一目了然，既《大一片红》是源自《全面胜利》修改而成的，而《小一片红》是源自《大一片红》修改而成的。 很明显，《大一片红》上的工农兵是在《全面胜利》的画稿上去掉毛、林的图象后的扩大，而且邮票图案下沿的口号文字处理则纹丝未动，二者形同“一套”。万维生所说的《大一片红》是在《扛牌游行图》上进行修改加工的说法难以自圆其说，《扛牌游行图》的工农兵在人物脸部的朝向和肢体动作上与《大一片红》有差异。至少，《扛牌游行图》和《大一片红》的关系明显不如《全面胜利》与《大一片红》的关系来得密切。

　　万维生称，“由于种种原因，《全面胜利》没有发行。”而事实上不是“种种原因”，而是只有一个原因，就是1968年9月27日凌晨周总理等中央领导当面向邮电部军管会的同志传达的中共中央宣传工作会议精神，既如何正确宣传毛泽东思想问题，传达毛泽东关于对外宣传不能“强加于人”的指示，强调不能把各种物品都印上毛主席像和毛主席语录。参加会议的邮电部军管会的同志27日早上向部军管会主任汇报，并讨论了贯彻执行的措施。其中之一就是紧急刹车——停发原定在四天后正式发行的《全面胜利》和“黑题词”两套邮票。

　　《全面胜利》被停止发行之后，“一片红”的邮票选题处在重新修改或重新创作的紧锣密鼓的状态之中。那么是否有可能《扛牌游行图》是在《全面胜利》被停发之后作为“一片红”的一种新的修改创作稿呢？如果这个可能存在，那么《扛牌游行图》在撇开《全面胜利》后挤身“‘一片红’第一稿”的身份尚能勉强成立。但回答却是否定的！因为《全面胜利》被停发的原因是出现了毛主席的画像，重新创作或修改稿不得出现毛主席的画像是修改或创作的第一要求，因而这半路杀出的《扛牌游行图》有“毛主席挥手”的设置，就绝对不可能是《全面胜利》之后《一片红》的图稿。

　　三、《扛牌游行图》身份的推估

　　那么万维生的《扛牌游行图》到底是一幅怎么样的邮票画稿呢？笔者推估有如下三种可能：

　　1、《革命委员会成立》的邮票图稿

　　1967年12月15日邮电部邮票发行局拟订了一个《1968年邮票发行选题计划》，计划上首当其冲的一套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的邮票选题，全套12枚：其中有“5·16通知”、“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红卫兵串联”和“革命委员会成立”等等文革有代表性的事物事件，从《扛牌游行图》的内容上来看，是符合“革命委员会成立”这枚邮票的选题要求的。但由于文革的极度混乱与无序，1968年选题计划中的几十个选题除了《南京长江大桥》在隔年发行外，其余无一兑现。万维生可能为上述选题创作的《扛牌游行图》为此束之高阁。但“文革”的“革命委员会成立”是一个此起彼伏的长时段发生的现象，上指一个省，下指一个县、一个厂、一个公社。而“一片红”是“全国省级革命委员会全部都成立”的“最高潮”。前者是一个“泛指”，后者是一个“特指”，二者是一个有重要联系但又有所不同的概念。因此“革命委员会成立”的邮票画稿是不能视为“‘一片红’邮票第一稿”的。

　　2、《全面胜利》的落选稿

　　1968年9月6日晚上，万维生与邵柏林多人等连夜集体创作了《全面胜利》的同时，自己还创作了《扛牌游行图》，但最后被选定或选上的是《全面胜利》，而《扛牌游行图》成为落选稿，但这种可能性较小，上述新闻中已经透露《全面胜利》是连夜赶画的，万维生在时间上难再有空间。那么是否有可能在1968年9月6日之前，万维生已经为“一片红”一事事先画好了邮票图稿。这样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因为文革中几乎所有的“特大喜讯”，包括“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和“一片红”等都是从“红色电波”突然传出的，事前一点预告也没有。《全面胜利》之前的《文13·毛主席最新指示》就是在听到广播后连续奋战一天一夜设计和印刷的。由此《全面胜利》的落选稿只能是落选稿，是不能当成“‘一片红’的第一稿”的。

　　3、万维生在1967年至1968年9月6日之前的个人创作稿

　　此间万维生处在大学毕业工作十年的青春旺盛期，精力充沛又充满革命豪情与激情，平时可能自行创作一些文革题材的邮票画稿。他自己也回忆说“邮票发行局就位于东长安街边，整天目睹各种各样的队伍游行报喜，敲锣打鼓，高举各种旗帜、标语和宣传画，攘攘而行，”于是他可能挥动画笔，进行邮票画稿的创作。但这样的个人行为的画稿也是不宜命名为“‘一片红’第一稿”的。

　　综上所述，万维生个人创作的《扛牌游行图》邮票画稿是一件在特定时段的邮票画稿，也是研究文革票的一份有价值的历史参考资料，但它不是“一片红”的第一稿，至少不是“一片红”正式的第一稿。“一片红”正式的“第一稿”只能是集体创作的《全面胜利》而非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