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齐·颜之推“写真”论（《颜氏家训》）。

    东晋·顾恺之“以形写神”、“传神”（《摹拓妙法》），“迁想妙得”论（《论画》）。

    南朝宋·宗炳“应目会心”、“以形写形”、“以色貌色”论（《画山水序》）。

    南齐·谢赫“六法”论（《画品》）。

    南朝陈·姚最“心师造化”，“立万象于胸怀，传千祀于毫翰”论（《续画品》）。

    唐·白居易“学无常师，以真为师”论（《画记》）。

    唐·张彦远“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论（见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

    北宋·文同“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论（见北宋·苏轼《文与可画谷偃竹记》）。

    北宋·苏轼“画以适吾意”论（见南宋·邓椿《画继》）。

    南宋·陈郁“写其形，必传其神，传其神，必写其心”论（《藏一话腴》）。

    元·赵孟“到处云山是吾师”论（《松雪斋集》）。

    明·王履“吾师心，心师目，目师华山”论（《华山图序》）。

    清·石涛“搜尽奇峰打草稿”论（《石涛画语录》）。

    中国古代有成就的画家，无不重视师法造化，把深入生活，熟悉生活作为创作的根本条件，他们往往喜欢对客观对象直接进行写生。画论中称肖像画写生为“传神”、“写真”、“写像”，称山水画写生为“留影”，称花鸟画写生为“写生”。所写对象，不仅要求形真，尤要求神真，以达到形神兼备、气质俱盛。在画论中，有许多关于“写生”之记载：

    韩斡……明皇天宝中召入供奉，上令师陈闳画马，帝怪其不同，因诘之，奉云：“臣自有师，陛下内厩之马，皆臣之师也。”上甚异之。

    ———唐·朱景玄《唐朝名画录》

    有日登神镇山四望，……皆古松也，……因惊其异，遍而赏之。明日携笔复就写之，凡数万本，方如其真。

    ———五代·荆浩《笔法记》

    黄筌……其家多养鹰，观其神骏。

    以模写之，故得其妙。又有赵昌者，汉洲人，善画花，每晨朝露下时，绕栏槛谛玩，手中调彩色写之，自号写生赵昌。

    ———北宋·范镇《东斋纪事》卷四易元吉……凡与猿鹿豕同游，故心传目击之妙，一写于毫端间，则是世俗之所不得窥其藩也。

    ———北宋《宣和画谱》

    皮袋中置描笔在内，或遇好景处，见树有怪异，便当模写记之，分外有发生之意。

    ———元·黄公望《写山水诀》

    重视写生，反对临摹，这一重要改革，是在“五四”新美术运动中所极力提倡的。关于写生，俞剑华《中国绘画史》（1937年商务馆出版）云：中国绘画在元以前为创作与写生的时代，故光华灿烂，发展甚速，元朝以后，则变成临摹时代，故每况愈下，日渐消沉。

    徐悲鸿先生所说的“吾国美术之古典主义”，即指中国古代画家们所遵循的优秀绘画传统写生与创造的精神，与欧洲绘画上的“写实主义”坚持写生，专“体物之精”、“构境之雅”的精神是一致的，中西绘画所达到的最高境地也应该是相同的。但毕竟中西有别。

    徐悲鸿说：中国的画家无论是画中国画，还是西洋画，最好能掌握中国画的意境和概括能力，同时掌握西洋画的色彩和造型能力，而这两个画种的基本功，可以在一个画家身上并存，也可以在自己的作品中起作用，取长补短，时间长了，就可以形成自己的风格，走自己的路。

    可见，中国画的意境和概括能力，西洋画的色彩和造型能力，皆各擅其长。由于各自使用的工具材料不同，其表现技法各异，中国画以墨线为主，西洋画则以光线明暗为主；中国画与传统哲学（儒、道、禅）有关，西洋画则与自然科学（光学、透视学、解剖学）有关。故徐悲鸿改良中国画，所走的现实主义，既不赞同陈独秀全部采用“欧洲的写实主义”的做法；也不赞同康有为排斥文人画优秀传统，只采用以“六朝唐宋”院体画为正确的做法。而是在中国优秀绘画传统“写实主义”的基础上，采入“欧洲的写实主义”长处，融合而成的徐悲鸿“写实主义”。 （周积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