逛逛北京琉璃厂大街，一路上数百米内挂牌的各种古玩艺术品鉴定公司就有近10家，全北京的文物鉴定机构更是达到三十余家。一些民间鉴定公司堂而皇之宣传其鉴定证书具有确保为真的效力。但说到底，很多所谓的古玩艺术品收藏圈内的开证书做鉴定的活儿，都是为刚涉足该领域的投资收藏者提供的一项服务而已。

　　“鉴定失误”不负法律责任

　　关于古玩艺术品鉴定，曾就职于上海博物馆的孙先生坦言，这关系到平时的研究专业水准，但更多的则是一个关乎职业道德的问题。十几年前，他所接触到的研究员用的都是真功夫做鉴定。现在，不少专家学者纷纷受聘于各类鉴定公司，纷纷为各种渠道背景来历不明的物件做出他们的权威鉴定。他们当中不乏享有政府特殊津贴的全国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号称练就一双“瓷实的眼睛”的国家级瓷器鉴定专家孙学海去年就因为“鉴定失误”经历了一场圈内信任危机。这位曾在文革时期，从废品堆里抢救大量国宝，备受业内敬仰的老人，却屡次被媒体报道，由他所作出的鉴定不足信。时值孙老受聘于一家文物鉴定公司，或许年事已高，未能及时强化专业技能，对拥有科技含量的造假仿冒手段已无法做到火眼金睛。面对北京古玩玩家张先生收藏的百件瓷器，孙老将其中的十二件鉴定为真品。而当张先生兴冲冲捧着他的宝贝和用2万多元钱获得的鉴定证书来到拍卖公司，拍卖公司却鉴定这些瓷器为赝品。但另一方面，孙老公开宣布仍然对他的鉴定结果负责。

　　一些法律界人士认为，文物鉴定只是一种咨询活动，结果只对以后的活动有参考作用，而不负有法律责任。孙老虽属于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但他的行为属于个人行为，法律也无法客观地判定他的鉴定是否有问题。

　　他们只为自己的收藏鉴定

　　和一些热衷于打假的“古玩界王海”不同，现在越来越多的个人经过培训、研究与收藏经历，业已具备相当的鉴赏眼光。青年海派书画家朱先生即属于这样的类型———他们只为自己的收藏作鉴定。据朱先生观察，上海的收藏爱好者及艺术品投资者相对冷静理性。他们不会太多相信鉴定证书，更不会像福州某收藏者一样因为“鬼谷下山”的天价而狂收同题材藏品。朱先生追求的是收藏研究过程的乐趣，就像读书，尽信书不如无书，不加入自己的思考理解，没办法收获到任何真正有价值的艺术品。朱先生曾拿着自己的一件藏品请沪上某知名专家鉴定。专家认其为真迹，但在日后研究中仔细对照画作印章，朱先生就看出了其中的漏洞，但这并不影响他继续收藏这幅伪作。同样，国外也对美术史上的代表作的真伪存有争议，但这并不会削弱这些艺术品本身的研究价值。

　　一些书画藏家根据参加拍卖会的感受，认为目前上海民间对书画艺术鉴定能力已经较以前水准有所提高，捡漏几乎是不指望了。很多买家可谓是近代作品的行家，但他们不能被称作真正的鉴定权威，正是因为它“容易”，才显现不出高手的特别之处。虽不权威，但只为自己鉴定，也倍增无压力的收藏乐趣，冶情养性，靠的是真聪明的眼光。

　　把真的鉴为假的、把假的鉴为真的背后都是利益的驱使。正是由于我国鉴定行业人员的混乱，才造成收藏市场的混乱。一些业内人士呼吁国家应制定相关的法规来规范市场，鉴定者应当有相应资质和考核制度承担应负的责任。真正的鉴定专家应该是从“造假”和“市场”两个环境中磨练出来。专家观点中国文物学会李晓东副会长:文物部门面临尴尬

　　文物部门对于民间鉴定一直面临着尴尬，因为对民间文物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员的资格进行认证，是一种行政许可。根据《行政许可法》规定，行政许可需要法律授权，由法律明确规定方可进行，而现在并没有出台相关法律。没有授权，文物行政部门就不能对民间鉴定机构的设立进行干预。事实上，如今雨后杂草般横生的诸多鉴定机构也的确不用走文物行政部门这一关。而且，《行政许可法》并没有授权国务院部门规章有设定行政许可事项的权力，国家文物局也只有呼吁和等待。